灰色天空

在天涯最好的版块《开心乐园》里看见一篇讥讽李宇春的帖子：

 关于李宇春的笑话两则-----我无语了！
　　1：如果你恨一个女人，就把她上半身揍成李宇春！
　　 如果你恨一个男人，就把他下半身揍成李宇春！
　　2：有兄发贴：
　　 李宇春很幽怨地问我“我的是不是真的很小啊？”
　　　　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很仗义地指着她胸说，“别这样说，一分钱也是钱啊！”
　　　 有兄跟贴：
　　 李宇春很幽怨地问我“我的是不是真的很小啊？”
　　　　　　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很仗义地指着她胸说，“别这样说，一分钱也是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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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之夜，新郎跑到阳台上哀号：苍天那！！ta没告我一分钱是纸币的！！

中国的网民想象力惊人，再损的话也想的出。但是不能否定，李宇春的确很男人。原来竞赛的时候，网络就有言论称呼她作“小姚明”，后来夺冠，很多人还生气，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姚明啊？不过中宣部的黑手再一次扼杀了中国所谓的精英们的“民－主之路”，也许此届超女已成绝响。再出一个李宇春是不可能了。

 但是为什么选李宇春？我看这和中国人的中性崇拜情结很有关系。李宇春今日风头之劲，犹如当年魏忠贤九千岁。朱长祚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虽现在不再为活人立生祠了，但是要立雕像。所以我看不几年，为了招商引资，李宇春的家乡恐怕也要立起来。我华夏自汉唐以来，屡遭外族入侵，民气不振。自宋以后，文风大盛，武将被人看不起，更甚的是，民众体质愈现薄弱。后世更以文弱为美，以致满人入关二百年，铁蹄劲旅变了老爷兵，民风靡丧殆尽，终致清末之“东亚病夫”。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不习武强身，不弄枪使棒，弱肉强食，多有欺凌。反不如今日台湾省，人人都需入伍服兵役，以备不时之需。如此看来，若干年后，果真华夏可以强盛么？既无希腊的文，也无斯巴达的武，前途渺茫，难以测度。而一族强盛，首在民强，民强方能国强。

 在现在的娱乐化年代里，性情的变化略可看见。我们的传统，逢强则弱，遇弱勉强。表现在性情里，就是不喜欢强壮的男人，也不喜欢貌美健康的女子，只好作中性崇拜。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的扮相，南方周末曾有影评称之为”倾国倾城的男人”，又说“在《胭脂扣》里，他一出场，酒楼里的风尘女子立即黯然失色，使得梅艳芳扮演的名妓如花一开头只好以男装登场来抗衡他的媚力。而他所扮演的虞姬的美貌基本上是无人能敌，红透了半边天的巩俐在他身边像个大丫头。”中国喜欢男做女相自古如此，京剧的旦角一直以来都是男人，民国最出名的梅兰芳先生就是好例子。到现在的电影界也没变化。喜欢歌曲的，比如张雨生、张信哲，男作女声，孙楠，男作女声，田震，女带男音，前些年流行的韩国乐队HOT的扮相就是中性装束，抹掉性别特征，都有人追捧。最近周杰伦在《霍元甲》里面做了女声唱腔，我觉得挺象。

 

所以我不敢说追捧超女的大部分人都有性压抑，或者心里不健康，但我总是觉得这是种很奇特的现象，为什么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在我们的文化有关，本民族不崇尚力量上的强者，而崇尚权力上的强者，不喜欢对外面作比拼，而喜欢作家里的帝王。喜欢养宠物，而“人”是其中一种。宠物可以喜欢，更大的作用在于满足一种强者的虚荣心，甚至可以有虐待的快感。中国自古讲究阴阳调和，但是本民族现在，更多的是阴柔，而少阳刚之气。失常态，自然难免喜欢非常态的人，中性崇拜可谓其中最明显者。

金庸写《笑傲江湖》说到黑木涯，其中有一段：

东方不败叹了口气，说道：“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甚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这段话深得中国权术要义。要想获得至高至上的权力，必须首先从阉割开始，逐渐修练到男女都不是，有阴有阳而又无阴无阳，可谓到达顶峰。只可惜，东方生不逢时，郁郁而死。

  

救一人就是救世界，杀一人如同杀天下

 

记得我们聊起《拯救大兵瑞恩》，说为什么单单为了拯救一个人，却要陪上那么多人的性命?无法理解。但是又提起在美国的老师很喜欢。老实说，我也很欣赏这个片子。当年大陆放映这部影片的时候，新闻30分还做了一个报道，说里面太多的粗口，吓坏孩子了。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不分级，不严格限制年龄，放映时部明确标明有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在我觉得，这和我欣赏这部片子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对每个人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救一人就是救世界。这和中国人的思维当然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古老相传的逻辑分析，这是多么不明智呢？这些年来，有些人不断纠缠文革死亡的人数问题，说说不出就是没有，或者数字没那么大，所以整个就是造谣。在某些人心里面，人不过是个数字罢了。所以他才会去计算怎样是合适的，怎样是不值得。那《拯救大兵瑞恩》当是多么迂腐啊？

 

我心中却也清晰的晓得，“救一人就是救世界”这源自于古老时代的一个信念，这信念远远超过我们的生命在此世的时限，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它意味着哪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尊重每一个生命，如同尊重我们自己的生。所以如果看见一个人在水深火热之中，即算明知此行危险，那还是要做，而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做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希望被救的人得知，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可取代。而对“救”本身的尊重远远超过救人者自己。为此而死去的人，实在是以为获得了永生。这和中国的观念是恰恰相反的，在中国，死去的人多了，就会化作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在《瑞恩》的电影里，每一个数字都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在我看来，只在于一个字，就是“爱”。这个字跨越此生和来世，是占据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眼泪。

 

中国人不懂“爱”么？不然。之所以有这样的思维不是无来由的，恕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一切正始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来自于韩非法者的政治驱驭术。也许再往前，还来自于我们常年的战乱争伐。老百姓们不能也不可能把自己当人看待，局限在生存圈套里面的人们只能事事算计，寻求最大的生存理性。千百年来，实在是不能爱，也爱不得啊。这圈套越是狭窄，则爱也越是凉薄。对面拔刀人相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老实说，《瑞恩》那样美国人是不是做得到？我也不是尽然相信。但是我可以这样说，这就是美国人的道德说教，美国人的政治说教。美国事一个政治艺术相对成熟的国家，几乎在每个人的一生生活中都不断表演或进入表演的情景里，这是我们所缺乏的。美国人不断的重复着自己的文明和美德，不断的提醒自己的人民，什么事我们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品德，而我们，也没有做到。这么多年来，无数可能的生活被我们丢弃扭曲，不知道到如今，还剩下什么。

 

同样的，从某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说，杀一人如同弃天下。近世以前，中国没有这样深切的体味。最深刻不过是崇祯帝诛杀袁崇焕自毁长城，导致满清入关260年，驱汉人如猪狗。近世之中，人心智大开，对于任意杀人性命的反响再不似以往，慈禧杀谭嗣同，袁世凯阴杀宋教仁，蒋介石云南守备司令枪杀闻一多，都激起人心愤怒，士林多有倒戈，形式忽为一变，今日视之，能不警界？而如今又复老路，人的生命如同沙砾瓦块，再无珍惜。抛弃掉自己的文明，抛弃掉强大的本源，而重新选择尊崇杀戮，不过是现代蛮夷罢了。而为天下者仍选取驭人之术，也必陷数千年之覆辙。这根子说到底，权力乃“为人”之权力，不然不过一刀斧。刀斧不治，天下共知。

张荫麟先生谈梁启超：“国民革命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梁任公在上海初办之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梁任公在日本初办之报）之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唯康梁。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无意中间助成革命之一端也。”   民国未成，梁任公对孙文一党的态度，一直以来并不亲近，远渡日本之后，虽然态度有所改变，但在康有为盛意邀请之下，远赴美洲，此后更坚定改良之志愿，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后出任民国司法总长，其时大局已定，任公乃再作党争，为与国民党分庭之举。虽然如此，张荫麟先生所说是否过于夸张？据实而论，虽不中，不远矣。1897年秋，任公赴湖南讲学，在时务学堂大肆宣称改良思想，但言辞激烈。他秘密重印数千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节本，毫不隐讳的提起满人在17世纪征服中国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为妄为的是。梁和他的同仁还重印和散发了数千册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这本书曾是革命派作为重要的宣传品广为散发，里面充满了对满人暴行的陈述。毫无疑问，任公当年的言辞和革命党之间差距未必十分巨大，加之民权思想和西学的传播，任公的一只妙笔，说其为革命做了很大的帮助决不是过誉之辞。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书生清谈误国，意思是书生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的乱发言论，对国家作出了危害。这句话和红颜误国一样，成为中国统治者的为自己辩护的法宝。书生不是政治家，根本不能做决策，为何把决策失误强加在书生的嘴上呢？按照上文，我们可以得知，书生的确可以对言论有作用，兵可能影响人心，但是不可否认，前提之一正在于张荫麟先生所说的，“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没有这个前提，根本来不得书生的力量。而清室的败亡，也完全在于自己。不要说手无兵将的梁任公，即使失后来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也未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11年10月10日，由于炸弹意外爆炸，武昌发生兵变，当同盟会的高级领导者赶到武昌，看到当时指挥的竟是满清军队的军官。而孙中山此时远在欧洲。但正如史景迁指出的，“作为领袖的孙中山，对武昌起义引发的遍布全国的夺权行动没有多少控制力。例如在中国南方，尽管广东省在一定程度上由同盟会会员或同情同盟会的军人所控制；但邻省广西却由土匪改编的军队主宰，实际上他们曾是镇压同盟会起义的力量；而云南省的都督则是梁启超忠实的弟子，他信奉的是日本人的那种尚武精神。”而北方，基本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中。所以很明显，当时把清廷击败的乃是各路军阀，这败因正是清廷自己造下，其实国人俱怒，人心早丧，一声枪响，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必然罢了。   记得看《康熙王朝》的时候，陈道明在其中有句台词，他说，朕乃奉行天道之主，天道即人心。这早被国人证明，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也。我们至今没有分清，作为书生，不同于政治家，清议而已，只是提出自己得看法和判断。真正的良心，可以铁肩担道义，而无良者，也可作为任何人的喉舌，这就是学术妓。误国的是清谈的政客和为政客做招牌的腐儒，这是需要分清的。

 

国中的无名者

——记此年春晚   新在《北国之春》增了文章，静夜想来，这一年烦烦扰扰，总归已经过去。虽然在本人看来，本年度太多惊心动魄的事情，然则划在这个偌大的国家，似乎又算不得什么。没有大规模的起义暴乱，没有大规模的屠◎杀运动，官方修史，也必是“四海升平，宇内无事”。我等草民，大风吹过便寂然无踪，连带青春的无穷光荣与梦想，无形无影。真要说留下什么，只能算个人的记忆而已。廿九夜里看春节晚会，看见本山大叔，发现自己还真的能够开心，我怀念起当年的侯宝林先生，先生和本山大叔同行，可作为艺人，多年过去，仍然让人追思不已。不知若干年后，赵本山是否也是如此？   无论是侯先生还是赵先生，都是草根中的异类。每当这个国家在官方精神濒临死亡的时候，民间的草根精神就会生长，无奈心酸，化作乐观的样式，在千家万户传遍。在这个苦难的粉饰太平的年代里，只有草根流淌着真正的血。而这种样式正是表现啊。他们的存在是官方精神的一个奇迹，以这种状态，本应该是盛世“无名者的死亡”象征的一个样本。但不期然的，他们保留了我们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很真实，而真实是不应该在官方精神里存在的。这就是小人物的拯救。他们成就了喜剧，也成就了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草根狂欢，则贵族坠地，是必然的事。自古以来轻蔑小民，当小民们活跃在中央舞台，则贵族的精神必然死亡殆尽。一旦小民的精神也死去，就变成小丑。小丑的存在，表示着世间荒凉，无可坚持。能够保证我们喜怒哀乐的力量都不在了。如若这表现在经济上，或许并非不可忍受，但如若表现在精神上，则意味着一个国度的消亡。我们之所以能够千年屹立不倒，正在于我们历史血液中永恒的高贵之血，它没有了，我们这群文化遗民，文明劣子，都是该当消失的罪人。   今日掠夺的无道德化已经如火如荼。而这种掠夺的一个特征正是无名化。分不清谁在抢，分不清谁在掌控，一切都表现的虚无飘渺，没有主体，似乎掠夺者铺天盖地，似乎掠夺者无影无踪。在此时，不会顾及法律的存在，不会顾及言论的嘲讽和抗争，因为这一切毫无力量，根本不存在土壤可以生存。这一切不过意味着“我们出去以德服妖”而已。然则“妖气凛然，正气不侵”。真正的祸根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掠夺的无名者，正是我们渲染这个世界的喜剧化表面和悲剧化表面，才使一种精神无所依靠，脱离生活。我们忘记了自己无名者的身份，而扮演者救世的主角。而这一切，高高在上。而我们本来的无名者的身份，被赵本山们所取代。   赵本山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坚持艺人的精神。中国传统艺人的艺德是高贵而自由的。是蓄须明志的梅先生，是在挨批斗仍不忘戏谑的侯先生，是宁死不作亡国奴的前辈们，也是永不低头的可敬的先哲。他们才真正做到了时刻没有忘记，不是名人，人名而已。无名者的坚持造就了中国的民间精神，中国的希望。没有每一个无名者的坚持，成就不了这个民族。而今天，无名者的娱乐化，脸谱化，使这个世界变得如同一场葬礼。   太乱了。无一处静土。此世再无无名者。

 

本年1月10日至18日，北韩首脑金正日乘坐特别专列来到中国，丛武汉、广州、珠海、深圳，最后抵达北京。在长达九天的访问中，虽然外媒极尽嘲讽，但我方岿然不动。直到金正日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才声称，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友好访问，取得圆满结果。

此次之后，金正日前所未见的公开认可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外媒在事后分析说，这种表态或许表明，北韩已经成为中国的北方堡垒。前日德国之声也有评论认为，倘若北韩维持稳定，实行中国的改革方式乃是上策。但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以金正日执政以来的作为可以看出，以北韩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堡垒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北韩也不例外，更何况，它能够在瞒着北京的情况下作核武，说明在真正提高国家威摄力的事情上，北韩从来都有自己的主见。而金正日在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多次出尔反尔，这表现的还不真切么？也许我们尚存记忆的是，南北韩之战，在北京和平壤于“血与火”的洗礼中发展到最密切的阶段后，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突然加强了对中国的提防，清洗内部的“亲华派”。中苏交恶时，金日成更完全倒向苏联，甚至毁坏北韩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对美示好以求战略抗衡。今天的北韩，金正日表现得更加明显，对它来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敌人。

就在不久前，北韩三星上将李赞卜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栏目记者采访时，还放出“狠话”，称“北韩上下已经做好应对美国入侵的准备，不排除用核武器报复美国。” 无独有偶，参加六方会谈的朝方代表团团长金桂冠在接待外国记者一行时也暗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双方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北韩很难第一个作出让步，放弃核武器计划。在北韩民众眼里，放弃核武器政策就意味着北韩投降了。非常明显，要北韩放弃核武器的研发几乎是不可能的。李赞卜在访谈中更直称美国为“新纳粹”。在ＣＢＳ记者访问团访朝期间，李赞卜还非常高兴地带领他们参观了驻扎在朝韩边界的北韩军队，以此向外界展示北韩人民做好敌国入侵的准备。据外界估计，北韩部署在那里的军队数量可能有70万人。

虽然北韩多年来为更好的维护现政权，时刻不忘发展国家武装，整顿军备军需，准备战斗，北韩举全国财力造就的武力发展实在不可小视，按照全球综合军事排行，北韩的实力在南韩之上，舍去中国不算，位列全球前十之内。但由于孤独坚守社会主义国家理想，北韩也不得不面对朋友太少的孤独，甚至可以说不得不面对四面皆敌的情景。也许有时金正日也犯难，除了中国俄罗斯拿不准该去访问谁。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难道只是为了对准美国么？很简单，保守一点说，北韩的目的仍在于保家卫国。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指出，作为极权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外在表象，就是它一定要作一个假想敌，并以此树立自己的理想，以运转不断制造的假象。而北韩的假象之一就是时刻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和入侵，假想敌之一正是美国。但是作为政权，它的指向并不明朗，当年希特勒的表现足以说明问题。比如北韩对中国的关注也是非常密切的。2004年其国家最大报「北韩日报」引用日本「读卖新闻」消息说：中国「战略与管理」的外交双月刊，最新版在一篇题为「从新的角度密切关注北韩问题与东北亚局势」的论文中，强烈攻击北韩的世袭体制和核武开发等各项问题，并指出有必要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新外交政策。也即王忠文先生的《从新的角度密切关注朝鲜（北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局势》。从这本杂志的受众人群和发行量来对照北韩的关注和反映，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的动向北韩的反映一样使神经质的。

王忠文先生说了什么呢？这正揭示出北韩的最大隐患，就是有可能不稳定。他在文中指责说：“虽然北韩最近因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处于最恶劣的地步，但是（金正日总书记）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规模地进行极左政治和政治迫害。” 灾害对于北韩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核北韩的多次会谈中，有一项从来没变，就是对北韩的经济援助。而每年南韩对北韩的难民援助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就是随后发表在世纪中国的郭锐先生的文章《北韩半岛与中国大战略》，在反驳王忠文文章中也着重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北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开发战略日现弊端。同时苏联的解体和经合组织的消亡，使北韩失去了主要的外援，加之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据统计，至1998年，北韩经济已连续9年出现负增长，经济总体规模较之1989年缩减50%以上，许多社会保障措施也难以继续承担和发挥原有的作用与功能。北韩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北韩经济专家尹德龙说：“我们可以说，北韩的经济已经陷入经济学上说的‘贫困陷阱’。就是说，一个国家由于储蓄量小于资本贬值的总额，从而失去了增长的能力。任何一笔资本都有生命期，每年都会贬值。北韩的生产能力下降，没有补偿资本贬值的能力。这是北韩从在1998年以前连续10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尹德龙博士还说，北韩没有足够的机器和生产设备，也没有钱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基础设施也不够。虽然从1999年开始北韩经济出现增长，但这主要是韩国和其它国家援助的结果。韩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阳光政策”给北方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食品、医疗用品、化肥等。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也增加它们给北韩的经济援助和人道援助。1999年，韩国给北韩提供两亿美元的现金，现代汽车公司提供1点4亿美元。北韩用这些钱抵消了资本贬值，这样才有了经济增长。尹德龙说，要知道北韩一年的出口总额也只有5亿美元，韩国提供的2点4亿美元占了出口总额的一半。如果停止这些援助，北韩经济马上就会跌下来，因为它没有自我增长的能力。 （VOA）

如此困苦的国内状况，那么孤独的北韩为什么敢于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战争叫嚣？但是我们想想，北韩拒绝实行改革开放，拒绝政治改革，除却战争叫嚣还有什么样的政治资本？然则反过来，北韩之所以敢于战争叫嚣，也因为它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战争叫嚣成功，将会损害谁的利益？

 北韩的政权时刻面临国内外的压力，近年来更有大批北韩难民逃亡来到中国，倘若北韩一旦发生战争，只是难民对于韩中俄三国也都是不小的压力。而北韩一定要发展的核武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维护战略平衡的重要手段，又按照中国主流媒体的看法，北韩研发核武器是为了对付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很不满意北韩的流氓政权，多次扬言进行打击。实质上，研发核武器真的只是为了对付美国么？作为战争威胁时外交的最后手段，它的意思是，我们不行就可以开战，不过就是两败俱伤么。但是可以想见，北韩不会因为盟国救放弃威胁。用核武攻击，意味着用整个民族作赌注，这种疯狂毫无理性可言，未必具有具体的打击对象。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北韩对美宣战，以北韩的一国之力，可能是美国的对手么？北韩的核武对美国构成了怎样的威胁？这是很明显的劣势。那么怎样才可以达到最大利益？倘若美国对北韩宣战，北韩人必须求助友邦，进行战争捆绑。对象将必然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按常理，有着历史情谊的中国理应不会袖手旁观，但在现在的国家状况下，倘若俄罗斯不公开对美宣战，对北韩进行支援，为北韩和美国宣战，对中国有多么大的好处？对中国的未来具有怎样的毁灭性影响？很明显，中国的元首未必如同以往，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那么北韩应对这种状况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核武瞄准中国北京，或者利用其它方式，造成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强迫式战争捆绑。王忠文先生在文中指责说：“由于北韩的毫无责任心的行动，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经常碰壁。在重要时刻，很坦然地引发重大争议，将中国拉进与美国对抗的被动局面。”。“北韩对中国的政治性支持和经济援助丝毫没有表示谢意。在国际问题上经常无视友好关系，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支持我们，从道义上讲我们没有责任全面支持这样的国家。”  这不是无来由的。

北韩的核武一旦瞄准北京，实在是占尽了便宜。谁也无法知道，金正日是否还存在理智，谁也不敢肯定金正日是否尊重人权和人道，放弃自身利益。倘若一旦如此，中国该如何作呢？和美国合作么？是否来得及？退一步讲，倘若北韩因为内政外交交困，北韩于中国突然交恶，我们要如何应对北韩，这可能是一个比对待美国更加棘手的问题。

在今天，有着核武器的北韩，已经不同昨日，成为一个拿着致命武器的恶徒，在没有人知道它把火纵到哪里。而放到哪里哪里就可能示毁灭。根据多方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北韩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可怕的国家之一，我们无必要也不值得为金正日政权付出鲜血，也不值得为金正日政权冒险，正如王先生所说，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东北亚的局势，考虑中国的北方安全。

日本一位东北亚学者指出，东北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有七类：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跨国性非法人口流动、毒品生产核交易、艾滋病和sars，国际资本迅速流动造成的金融动荡、恐怖主义。以这种观点来看，北韩几乎就是火药桶。近年来存在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毒品交易核北韩息息相关，而不久前美国对北韩制造假美钞并实行洗钱的行为进行指责，难道孤独的金正日难道还在挑战世界对它的信任么？也许他已经无所谓了，对于中国而言，却危险在边缘。

 

 

任仲夷去世，国内有悼念者。事逢凑巧，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90冥寿在即，官方发布消息，表示将开展纪念活动。外媒纷纷猜测，此次的规模以及到底有怎样的涵义。这两人都官至高位，前后多年掌握我民数以亿计，生杀贫贱一语可左右，但是，并不例外，二者都是悲剧。尤其胡之逝世造成中国政治发生变故，成为十几年来之最大转折。此次不闻民间悲声似昨，而官方动作反耐人寻味，是否如外界所传，中国高层将进行开明民主？
　　
　　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党派，势必存在分歧，简单化之，可有左右之别。据称这种分法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左右含义不明，但我们可以以保守和激进称呼。比如这次的任仲夷先生，就被成为改革派，和中国的李慎之、李锐等先生并享民间高誉。对比今日的江左一派，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政治激进派。然而在朝和在野不同，在野的话，激进代表持异议，就是说很容易触动高层的敏感神经，对于自身安全来说，也有危险。这些弱者的强武器是言论。在朝则代表强者的游戏，例如同在广东省任职前省委书记的陶铸先生，在50年代就敢于公然抗命，和彭真相互呼应，抵制主席毛。这就可以说，主要因为利益的不同，在集团内存在种种分歧是无足怪的，是不是为民，那需要打个问号。
　　
　　但是民间关注这群人的着眼点在哪里呢？主要在政治方面。比如任仲夷先生凯风气之先，支持广东的报业发展，及时到现在，广东在报业仍是翘楚，上海和北京恐仍有差距，而陶铸，对沿海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大，不容抹煞。在观念上，坚持传统的以民为本，适当放开言论，引进西潮。中国的政治家很简单，只要敢于为民请命，使民富国强，就可以青史留名。倘不成，个人政治前途晦暗不明，但未必有很大的风险。当然这是以往，现在是不然的。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受到西方民主传统威胁，在关于民生和民智、民权方面明显居于劣势。所有有悖于目前统治方式的作为都可能对现政权产生威胁。比如放开言论，这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做的，一旦如此，人民有选择的能力，那么，前国民党政权就是先例。如果再开放党禁，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了。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无需遮掩。因此，无论怎样的激进改革，党内民主派都不会触动这两点。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这两点，西方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西方民主未必会适合中国。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无法知道。但是出于这种恐惧，官方保守派和官方的以及民间激进派可能达成的共识将是：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专制，在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一、维持中共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权威主义者的大前提。二、适当放开报禁，但必须坚持在官方领导的审查制度之下。三、鼓励民间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治禁区，不允许民间插手。四、提高党内民主派的地位，听取民生疾苦，采取适当政策，对民间进行怀柔。倘若开明专制式可能的，能够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建立起来，那么，也需要几个条件，一、国内局势应该基本稳定，没有大的暴乱。二、民众能够普遍保证生存权不受威胁。三、提供一定的福利政策，保证民间的失业人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四、思想教育引向民族主义，以对抗分解西方自由主义。
　　
　　开明专制，也仍然是专制。在体系上，她更类似于中国的秦帝制。在保证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前提下，中央掌握绝对权力，分化万民如蚁。阿伦特把这样的民众成为群众。但是在她的极权主义概念里，需要一个绝对的极权者，对于民间来说，保持的是“无阶级社会”。中国不是这样，和哈维尔所谓的后极权社会也不同，它拥有一个畸形的阶层。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和政治无关，政治既不能利用他作为后继力量，它也不需要政治对他实行西方的福利策略。它抱有的是传统的官民观念，只管耕作和生存。所以可以说农民是非政治阶层。还一个是有人称的“知识分子阶层”，严格来说，这是不确切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因此在政治上划分的话，应该是精英阶层和边缘阶层。开明专制的最好方式，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是精英政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民众素质之下，更是如此。倘若不是这样，那么最可能的就是中国过去长达十几年的保守官僚的庸俗治理。我们可以看见最明确的就是，在这十几年中，对于知识者的警惕，以及对知识精英的排斥。
　　
　　十几年过去，重新走到开明专制的路口，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这并非福音。中国目前缺乏受过良好政治训练的政治集团，因此开明专制需要进行必要的妥协，恰恰危险存在于，中国的政治道路无法妥协。政治集团的分裂，被柏拉图看作最危险的事，而民众的权益受到今日的损害，不可能被官僚集团倒回来补偿，而开明专制必须给民众意思光线，正如布什总统这次在日本的发言，“你开一个缝隙，光就进来，就不可能在关上。”那么，抛却开明专制，我们还有路途么？这个问题同样无法回答。所有的路都是险途，可不能不走。
　　
　　专制遗毒深广，最主要的乃在于对人精神的伤害，在如今西式人权精神的主导下，尤显不合时宜。中国知识界自五四以来，倾力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科学，之后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人性，终成今日布局。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并为中国政治体制变革提供路途，比如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制就是一例。但非常遗憾的是，与西方民主制度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比较，中国智者所设计的政治体制都缺乏真正强大的思想背景支持，之所以这样说，乃在于官民两方，官方接受可以破除目前的共产主义残局，民间接受可以整合传统的儒教礼仪，这样的说法也代表了这样的观念，即政治制度不是政治界一方面的事，政治体制的构成只是表象，真正的内只在于政治思想文化。
　　
　　是故，在中国慢慢走向开明专制的时期，需要把握时机，从三个大方面入手，对中国政局进行整合，一个是建构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为开明专制走向开明民主并最终走向人性解放的自由制度建立基础。一个是保证NGO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减轻官民两方的压力，为上下疏通做出准备。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他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科举制度废止后，中国教育机构不能为中国中间层面输送必要的血液，这也要求NGO组织的复苏。第三个，就是保证独立阶层的构成。没有独立的有层次的阶层，势必不能构成制衡，这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专制条件下，一层独大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使之带有明显的倾向化，这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目前看来，中国多年的统治方式虽然在集权的状况下办成很多事情，但畸形的发展终于在各方面造成危机。而经济上的运转成为最大的威胁，中国民众固然对宏观经济不感兴趣，也无力左右，但中国密集型劳力支撑的高速发展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对劳工和农民的底线压榨，它使中国经济在放慢速度的状况下，在短期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重量，而赵晓断言中国走向悲惨式增长，虽然一家之言，但很容易看出，中国今日的困局比以往更为严重。
　　
　　保证开明专制的条件日渐困窘，随着时日的发展，政局的方向将有两条，一个是柏拉图所认为的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暴君政体，一个是波兰样式的官民谈判和解。历史循环往复，殊难预测。波兰之所以实行和解式解决途径，恐怕和波兰的天主教传统密切相关，波兰共产党虽然对宗教并不采取绝对宽容政策，但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多年间，天主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维护和延续了波兰独立的民间社会，并影响了偏民主的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此，才能造成保禄二世回国后，巨大的官方和民间反应。在这方面，中国是欠缺的，它完全不同于波兰的被动式统治，而是主动式统治，对人本身缺乏神性的尊重，和解的前途非常渺茫。同样的道理非常明显，暴力也永远不是解决之途。何去何从？这无疑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
　　
　　正如王力雄在《天葬》中所表述的无奈一样，我们也必须对中国如此。我们期待一个契机，一个奇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做好一切的准备等待，以具备迎接和把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