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天空

昨日看見李銳給當時總書記趙的信，是關於對鄧力群的看法問題。李銳因為近年來對專政頗有批評，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間是有威望的，尤其新起來的年輕一代，這種崇信的程度是更厲害的。 尤其是，中國慣有的思維總愛走極端，如果覺得這個人好，那麼就全好，不好，就道德敗壞，什麼都不值一提。實際上人是複雜的，應該就事論事，而不該就事論人。畢竟沒有親見的事盲目下判斷是很幼稚的行為。

單說李銳，此人和鄧力群有奪妻之恨，李南央在《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中寫道：

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裏，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裏出來，對胡說："小範在這裏。"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後來由於組織出面，李銳和范元甄重婚。現在保留有楊尚昆當時對此事的批評：

整風中搞男女關係是政治問題。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男女關係處理不好，是得不到同情的。党的一切政策要適合國情，在這個問題上也要照顧。黨內正確的夫婦關係應該建立於下述基礎：（一）為大眾的事業共同奮鬥。有人說，夫婦關係等於同志關係加上性的關係，這是荒唐的說法。應該是在大前提之下有一定的感情。苟合，杯水思想是不對的。未結婚的對選擇物件、進行戀愛要嚴肅對待。我們不提倡纏綿悱惻，但必須相互間有一定認識。決定關係時應有很好考慮，一經結合之後，就盼望能長期維持關係。如果實在繼續不下去，可以離婚，但要照顧到不在群眾中發生壞影響。一般的，黨是不干涉離婚的。如果離婚在群眾中發生壞影響就不行。衝破了封建倫理束縛，還要建設新的道德。一根扁擔挑兩頭是不正常的現象。作為一個政治戰士，如果不能改變這一點，就是造就落後，迎合落後。

 結論是：

在這次事情的責任說來，雙方（鄧、範）是一樣的。之所以特別著重責備了一方，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錯誤。事情的責任是共同的，兩人思想上的共同點是：個人主義。所曾有過的極微弱的黨性，也不是自覺的，否則，不致輕易被人撲滅掉。

後來鄧力群和范一度還見過面，但到最後，結局仍然是悲劇的。李銳和範離婚後，在文革後複出。由於范的關係，李銳失去了組織部的位置，李南央寫道：

那時的水電部長，經年的不倒翁，就因為我爸在三峽和水利方針上一貫與她意見相左，我媽的告狀信，自然是個打擊我爸的有力武器。她還寫信給鄧潁超，宋任窮，於若木。鄧力群也正對我爸仇恨之極，向陳^雲告我爸爸的狀。這次我媽和鄧力群不知是不謀而合還是事前達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據說陳雲在我媽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反對，看來李銳不適於再呆在組織部。"不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我爸這人並不是一個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夠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無興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經提出年齡過線，要求退下來。

李銳和鄧力群不但思想上有分歧，而且再有這樣的瓜葛，如果能夠做到心入止水，除非他根本對範沒有感情，從來就有極大的厭惡。或者就是聖人，把痛苦埋在心裏。可是從有限的資料看，完全不是這樣的，李銳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鄧力群的關注。1987年，李銳給當時時任總書記的趙和大人鄧，要求把鄧力群調離崗位：

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于党于國十分不利，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我向中央作這樣的建議，不僅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而且還根據他在延安審幹期間，利用職權，奸占審查物件這一惡劣表現的具體材料（見《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楊尚昆同志講》），同今天言行的對照。

其中還提到：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前在玉泉山時，因聽說鄧力群將進書記處，我曾找耀^邦同志談過他的問題，認為選錯了人。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比，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再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
�K�K四十多年前這種舊案，本來不必再計較，但當年鄧力群利用權力｜｜審查幹部之權，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四十多年之後，他這種品質並未改變，且變本加厲。所以我不得不交出這份舊材料，請中央明察。

李銳後來整理自己88年的日記，裏面提及鄧力群多處，並未在面世時刪除：

（一九八七年一月這樣的“生活會”）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為辭職書送上去後，事情就結束了。（“生活會”上）薄一^波的開場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談談，相互之間有什麼意見，從耀^邦開始。第一個放炮的是餘秋裏。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職呈了。

（我到組織部以後，接觸一些人事，我這個過來人當然敏感到，陳同耀^邦之間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陳對耀^邦有大不滿處。）一九八三年初常委會，陳^雲批評了我（搞亂經濟）九條（當年耀邦到各地調查研究時，常講小^平的“翻兩番”，鄧力群就向陳^雲講經濟過熱是耀邦造成的。其實一九八二年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七，計畫卻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為然。當時就說：至此為止。並疾言厲色地說：中央工作會議不要開（借著陳雲的批評，胡喬木當即建議開省市委書記會議。鄧力群會後即在他管轄的兩個宣傳口幹部會議上傳達陳雲的批評。一時上下沸沸揚揚，不知道中央出了什麼大事）。小平後來將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質問：你們要幹什麼？（一九八七年的“生活會”上鄧力群在發言中就此事作了點輕描淡寫的檢討。）

在組織部工作任上時，要撤換張平化***部長，曾經讓我推薦過胡喬木（據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喬木的）。小平不同意，說無行政能力，是一支筆（鄧早就說過胡喬木骨頭軟，固執等，這是傳開了的）。一星期後，又兩次問到，只好毛遂自薦當宣傳部長後，先念曾經說過，威信不如組織部長時高。為《人民日報》事，沉住了氣，總會有磕碰的（這是胡喬木、鄧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個部門，逼得胡績偉辭職後，除掉王若水，後又撤換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覺到，兩個“左王”從黨校組織真理標準討論開始，一直搞“清君側”的活動）。

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似乎是一句總的評語）。一天幾個條子，老打電話，不堪其擾。胡啟立剛宣佈為常務書記後，就遇到這種情況，訴過苦。小平也不堪其擾。一九八三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感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應過來後，又破涕為笑，談別的了。以前喬木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思想很開闊，以後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紀念毛^澤^^東誕辰的文章，我憋了一個星期寫出來了（沒有交喬木改），喬木自卻不寫。喬木還說，鄧力群不會寫文章（耀邦隨即談到這樣一件事）。書記處會上討論喬木兒子事件[5]時，鄧力群第一個發言，贊成法辦。

一個人如果有偏見，如果有了恨，那麼整個世界都在這裏扭曲，而且可能終生如此，不死不休。那麼對於真相，就需要多方考證，而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成熟的態度，只聽一面之詞，尤其是文人和搞政治的文人，都是不足取的。